当今时代是无限供给要素、无限供给产品大繁荣的时代，技术快速进步、迭代，专利数量、创意产品、数据资产呈井喷式增长。中国在无限供给经济领域的成绩非常耀眼。
无限供给经济是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但无限供给要素和产品并不完全是新的存在，只是早年这类要素在经济活动总量中占比较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我们先来看看无限供给要素。如前所述，技术是一种重要的无限供给要素。技术不是今天才有的，其重要性早就为人所熟知。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经典的技术革命。古人发明的植物栽培、家畜饲养、陶器制造、炼铜炼铁方法也是技术。但是，因为需要通过其他载体或与其他生产资料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长期以来，技术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理论视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
再来看无限供给产品。马克思的《资本论》、孙武的《孙子兵法》、贝多芬的《欢乐颂》不知已经被多少人阅读、欣赏过，这些都是经典的无限供给产品（作品）。在理论上，所有这些思想性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都是可以无限供给的。但由于长久以来这些产品需要以有限供给产品作为载体，如书本（纸张）、唱片，其无限供给的属性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无限供给产品在传统经济时代毕竟占比较低，忽略其存在性似乎对经济理论的整体有效性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所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限供给要素和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且对有限载体的依赖性也在快速降低。例如，在传统经济中，图书需要以纸为媒介，音乐需要被刻录在唱片或磁带里，然而现如今，数字图书、数字音乐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物理载体就能流通，成了无限供给产品。人们只要有部手机，就可以看书、欣赏音乐，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
近些年来，技术和数据这些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在中国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以数字产品为代表的无限供给产品也层出不穷。
先来看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1999年，中国获得专利总数只有16 607件。到了2018年，中国获得的专利数量突破百万件，达到了惊人的1 393 815件，位居世界首位。不到20年时间，中国年获得专利数量暴增了83倍，增速着实惊人。当然，技术水平不能只看专利数量，还要看质量和应用前景，但专利数量至少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科研和技术力量的快速进步。
与专利数量增长速度相呼应，中国近20年来的研发支出也在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为678.9亿元，占当年GDP的0.83%。2019年中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2 143.6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23%，创历史新高。2019年华为财报显示，2019年研发投入为1 317亿元，相当于20年前全国总研发经费支出的两倍（当然，这里有通货膨胀因素），可谓数额惊人。
数据资产的增长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亮点。尽管中国数字化进程起步较晚，但成长速度很快。中国“数据圈”规模在2018年时约为7.6 ZB，占全球总量的23.4%，预计到2025年时规模可达48.6 ZB，成为全球最大“数据圈”，占全球总量的27.8%，年复合增速达30%。
徐翔、赵默非在《数据资本与经济增长路径》一文中提到，2015年，中国数据资本在6万亿元左右，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约为4.3%。2019年，中国数据资本已达9万亿元左右，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上升到接近5%。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高速发展更是势不可当。上海社科院于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在2016—2018年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1.51%、20.35%和17.65%，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名义增长20.9%，占GDP的比重为34.8%。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2%和20.3%。2018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GDP的比重为27.6%。工业、服务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8.3%、35.9%和7.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信通院”）测算的数据，描绘了近些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该图直观地显示了数字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5—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以后增速进一步加快。10多年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从2.6万多亿元增长至35.8万多亿元，增长了近13倍（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增长）。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一路高歌猛进，从2005年的14.2%上升到2019年的36.2%，其中2005—2008年，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其后每3年上升6个百分点左右，发展势头惊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都已举足轻重。
广义而言，中国的数字经济从业人员数量于2019年达到1.9亿，占中国就业总量的24.6%。与此同时，当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6.2%，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7%。数字经济已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以数字经济崛起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业态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
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丰富、成本低廉、物质产品相对紧缺所推动的快速工业化。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资本积累已经基本完成。在传统市场，包括房地产、基础制造领域的投资，在中低端产品出口和社会大众的基础消费方面，都逐渐逼近饱和状态。由此，传统存量行业的增量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经济发展、企业繁荣、消费升级，均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空间。新的增长空间在哪里？在于创新，在于新技术的突破和新产品的打造，在于新需求的创造。
近10年来，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生物科技、量子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成绩，是企业寻求新增量的具体成果。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会继续快速向前。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面推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早的国家，其数字化技术水平和数字经济规模目前依旧领先全球。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也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中70%~95%的成年人是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是最受欢迎的上网工具。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影响，全球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数字和智慧经济的兴起，不是技术的边际改进，不是小修小补的经济结构调整，而是一次生产、流通、生活方式的伟大革命。这一轮以数字化和智慧化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更为宏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数字经济是现代无限供给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数字经济并不等于无限供给经济。按照通用的核算口径，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由于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传统三次产业的新增产出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品还是有限供给产品，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增加的产品也是有限供给的。当然，即便数字经济和其他新兴产业的最终产品是有限供给产品，生产过程依然离不开大量的技术、数据等无限供给要素。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