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产业转型中，内外压力巨大，但只要我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相信中国经济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许这就是中国手机业最发人深省之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身边过去常见的低价手机好像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除了“例行公事”每年一更的苹果手机外，是大量不断推陈出新、外型功能与性能兼具但价格也节节攀升的国产品牌手机。
除了个人体感，更多的数据也在提供佐证。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2.89亿部，同比增长6.5%，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2.76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5.6%；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累计2.31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9.9%。
很明显，国产智能手机的销量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
市场调研机构“GfK中国”的数据则显示，中国手机市场的均价也在不断攀升，从2019年的2685 元持续增长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3480 元。
一方面，中国手机厂商在不断向高端挺进，动辄上万元的折叠屏手机和高端拍照手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中国手机厂商的市场占有率和全球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
IDC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市场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除了苹果（市场占有率17.3%），其余均为中国企业——荣耀（17.1%）、OPPO（16.7%）、VIVO（16.5%）、小米（13.2%）；而全球市场的销量前五中，除了苹果（20.1%）和三星（19.4%），另外三席都是中国企业：小米（12.5%）、OPPO（8.8%）、传音（8.1%）。
华为因为受到芯片断供的影响，手机业务沉寂了三年，但2023年华为依靠自研的芯片卷土重来。根据IDC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华为手机出货量以17.5%的市场份额再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第一。
很明显，中国手机业已在国内外扎下了根，并有着强大的竞争力。那么这样的竞争力是如何习得的呢？
通过回顾过去30年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脉络，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这对我们分析近年来争议很大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以及在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时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很多人都知道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是由贝尔在1876年发明的，而世界上第一部无线电话即现代意义上的手机发明时间则晚了近100年，是由被《经济学人》杂志誉为“手机之父”的摩托罗拉公司通信系统部门负责人、美国人马丁·库伯（Martin Cooper）在1973年发明的。
十年之后，即1983年摩托罗拉将世界上第一款正式的手机产品DynaTAC 8000x投放市场并很快传入了香港，当时这款手机的售价高达4000美元，极其昂贵的价格加上有限的销售渠道，使普通人对之可望而不可及。
手机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是在1987年，当年11月广东要举行第六届全运会，为了与港澳地区移动通信接轨，广东率先开通了全国第一个移动通信网，也就是1G网络，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承接了项目建设。
在这样的网络覆盖下，手机才有了真正的使用价值，而不只是拿来炫耀的“砖头”。很快中国大陆市场第一款手机出现了，即Moto 3200，尊称“大哥大”。这款手机的定价高得令人咋舌，达到了2万元人民币。
1994年中国第一个GSM通信网络落地，2G时代正式来临。1995年爱立信GH337成为第一款进入中国大陆的GSM手机，这款重量只有220克的手机小巧好用，不像“大哥大”那么笨重，一时间受到极大的追捧，到1998年时爱立信已经占据了中国40%的市场份额。
当时，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凭借各自的优势产品，共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80%的份额，剩余的份额则由索尼、阿尔卡特、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品牌瓜分。
到了2000年底，中国手机市场已经达到了年销售8000万部的规模，尽管少数国产品牌也生产出GSM手机，比如科健和东信集团（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杭州通信设备厂改组而来），但从市场份额和总体竞争力来看，国产手机品牌仍处于较为弱小的状态。
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手机产业发展的萌芽阶段，政府在敞开国门引入外国手机厂商以及积极支持通信网络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引进来”和基础设施建设，或许我们的手机产业起步还要更晚一些。
此外，中国发展手机业还有一个有利的客观因素，即与发达国家很早就普及了座机不同，中国的固定电话初装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非常昂贵，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的固定电话普及率仅为1.1%。这一看似不利的因素却为中国越过固话时代，直接进入移动通信时代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在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历程中，深圳华强北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华强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热闹而嘈杂的电子交易市场，是市场力量的集中体现，但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市场早期竟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政府就没有今天的华强北。
1985年，原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马福元出任深圳电子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将深圳100多家中小型电子企业联合起来，在1988年组建了赛格集团。
该集团很快发现，在深圳生产电子产品的突出问题是元器件供应链配套差，为了一些小的元器件，企业常常要跑到上海、北京等地采购，来回折腾、成本很高。同时还有很多元器件国内压根不能生产，需要依赖进口，进口又需要大量审批程序，这严重阻碍了深圳电子业的发展。
最终在多方的努力和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3月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的赛格电子市场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注电子产品的专业市场。
当时赛格电子配套市场有160多家国内厂商和10多家港商，很多都是“一米柜台”的规模，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买家不仅能采购到自己急需的元器件，还能了解市场最新的发展动态。
1998年华强电子世界开业，更是打破了赛格一家独大的局面。上世纪90年代末，华强北商圈日均客流量达50万到80万人次，年营业额近300亿元。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
2000年前后，在华强北做生意的商人开始倒卖香港来的手机水货，因为是全球的新款机，在国内还没上市，所以这些手机的销路非常好。
更大的机会还在后面。200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厂商联发科突破诺基亚、摩托罗拉和高通等通讯巨头的垄断，推出集合通话与多媒体功能的集成式手机基带芯片，很快又发明“交钥匙”方案：除了提供处理器和基带芯片，联发科还整合了WiFi、GPS、和蓝牙等功能模块，甚至连使用这些功能的应用也帮厂商做了。
联发科以创新的商业模式杀入手机供应链的上游，直接把制造手机的门槛大幅降低。华强北的老板们连夜赶制手机，成本不过几百元，但因为当时政府对手机制造实行牌照管制，这些没有手机牌照的生产商就统一在手机上刻上了“Made in SZ”，SZ本意是“深圳”，但因为谐音被人戏称为“山寨”，后来“山寨机”的叫法也就传开了。
繁荣时期，每年超千款山寨机在华强北诞生。这些不知名的手机制造商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复制、改进、创新”的生产方式，并且深入了解了用户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华强北对于中国手机行业后来的强势崛起，起到了孵化的作用。
200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取消了对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的核准，手机制造的牌照制度彻底结束，华强北当年制造山寨机的厂商中的佼佼者们由此也有了更正式的身份。
那些当年的正规军尽管早早拿到了牌照，却在2000年初就开始受到外资品牌“价格战”的打压，只能以低价抢市场，生产的大部分是1000元到2000元的手机。而外资品牌尤其是后来居上的苹果和三星凭借着智能手机，猛烈地抢占中国市场。
2010年中国市场在售品牌大约200个，其中国外品牌只有12个，但它们却占据了市场49.7%的份额，而联想、华为、中兴等180家国产手机品牌销量合计不到10%，其余的都是山寨机。
此时，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达到8.59亿户，蛋糕变得越来越大。2011年到2013年间，华为、中兴通信、联想等品牌开始崛起，加入了中国手机销量的前五名之列。
从上述发展历程看，在中国手机产业做好了最初的准备后，越来越多的本土厂商开始下场。
此前政府建设的电子配套市场对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要小看这些山寨机的生产者，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的模仿者及未来的创新者，我们如果研究全球的产业发展史和创新历史，就会发现绝大部分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而对于用手机牌照限制参与者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并非一个良好的选项，因为政府在最初其实很难预测谁未来会成为更有效率的竞争者，将选择权交给市场，从效率和效果来看是更佳的选项，这一点我们在下篇探讨市场竞争时会进一步展开。
很快又一个巨大的新蛋糕摆在了中国手机厂商的面前。2012年，3G网络开始普及与推广，三大移动运营商为了吸引和留住用户，纷纷采取了“激进”的补贴政策，以合约机的形式抢占市场。
千元左右的低端机最受运营商喜爱，也是大额补贴的最大获益者，以“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为代表的中国品牌厂商也纷纷集聚于此。
当时运营商渠道占到了整个市场渠道的五成以上，又有丰厚的补贴，对于手机厂商来说是很舒服的赚钱方式，但这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即厂商可能沉迷于低端机的市场，而放弃了向中高端手机市场努力的动力。
果然，运营商的补贴很快出现了退潮。2014年国资委要求三大运营商在3年内大幅削减营销费用，运营商因此开始大规模收缩补贴。
国资委的这一政策从今天来看，其实是有利于中国手机产业健康发展的，因为这逼着厂商们为博得消费者的芳心而在创新和产品升级上下功夫。
在运营商补贴退潮后，“中华酷联”中的中兴、酷派和联想逐步退出了中国手机的第一梯队，转战海外市场或逐渐销声匿迹，只有提前布局技术和高端市场的华为不仅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更好了。
此外，深圳近年来还涌现出了荣耀、OPPO、VIVO、传音等全球领先的竞争者。
为什么深圳在中国的手机产业会有如此大的集聚效应呢？笔者认为这与政府和市场共同构建的高效的手机产业链密切相关。
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迭代速度非常快，因此供应链的反应速度对于生产厂商来说非常重要。
在深圳，厂商甚至个人如果想要定制一款新手机，只要把功能和外型诉求说清楚，立马就有人能把电路图设计出来，几天内就能拿到样机，并迅速形成标准化生产能力，随时销往国内外市场。
在深圳一部手机95%的零部件都可以在1小时通勤圈内配齐；在深圳只需要2天就能筛选到400种手机零部件，而在美国硅谷，至少要花两个月。
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深圳手机品牌占全球手机品牌总数的90%，方案设计商的70%；配件商的90%也都在深圳，零部件配套率达到99%。
深圳之所以能建成如此完备高效的手机产业链，除了长期的积累，政府早期在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及积极支持和推动，以及产业链本身的集聚效应都功不可没。
当然随着深圳土地价格的走高，手机的生产制造已经逐步搬迁至成本更便宜的东莞和惠州等地，但深圳在手机产业链上核心地位依然没有动摇，并进一步向产业链更高端的部分迈进。
手机是当代消费电子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想发展自己的手机业务，但能成功的却寥寥无几。早期中国的手机市场也是外资厂商一统天下，现在国产手机不但在国内成为了市场的主导力量，在国际市场上更是大杀四方。
在大约30年的发展中，中国手机市场在国内外成功实现了崛起，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产业的崛起到底是市场竞争所致，还是政府扶持的结果？
我们经常说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有效市场？什么才是有为政府？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笔者认为中国手机业的崛起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的正确——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对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这点在华强北的发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外政府积极推动电信网络的建设和迭代也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了保障。
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对行业发展起到了负面的效果，例如政府曾对手机制造实行牌照管理，这减少了竞争，不利于技术发展和高效企业的成长，好在政府后来取消了牌照政策。
从结果来看，中国手机业的崛起主要是市场竞争，尤其是民营企业市场竞争所铸就的，这点从国产手机崛起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实际上，无论是国内外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原理，都证明在绝大多数的行业中，开放和竞争才是正确的发展途径，而民营企业往往会在这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凡是那些对民营企业开放，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其竞争力就很强，效率也很高；在那些高度管制下的行业，竞争力和效率往往会乏善可陈。
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产业转型中，内外压力巨大，但只要我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相信中国经济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许这就是中国手机业给我们留下的最发人深省之处。
文章首发于：《财新》（2024年9月9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