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盎格鲁圈”(Anglo Sphere)的提法，笔者于2017年底提出了“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 这一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
纵观全球，近年来亚洲地区、尤其是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成就显著。
2011年以来，儒家经济圈重回名义GDP第一的位置，成为全球体量最大的经济体。
儒家经济圈各成员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方式、政治制度、人口与社会结构、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上先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探索出各自独特的、与西方有一定区别的经济发展方式。
此外，根据世界银行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儒家经济圈的八个经济体中有六个是高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9%） 。
儒家经济圈的诸多发展成就值得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儒家经济圈这一概念。
近年来，种种因素对自由贸易提出了挑战。中美脱钩、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为全球地缘政治带来了极大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布局、贸易与投资体系均出现显著变化。
当下逆全球化的保守浪潮之中，我们更要看到儒家经济圈的重要性和潜力。2021年儒家经济圈商贸总额占全球28.1% ，各成员经贸与投资关系拥有非常高的耦合性。
深化儒家经济圈内部投资贸易合作，不仅能进一步挖掘各成员的经济增长潜力，同时可以捍卫自由贸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全球化。这对于巩固包括中国在内的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与全球的投资和贸易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就此，笔者认为儒家经济圈以下特点值得关注与思考。
儒家经济圈曾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世界发展史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圈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引领世界发展。仅考虑中国的情况下，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远超西欧核心十二国、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
工业革命后，以英美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快速崛起，世界发展格局转为西方引领东方。
经过20世纪下半页以来的不断发展，儒家经济圈再度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1年儒家经济圈名义GDP总额（16.2万亿美元）已超过当时的欧盟（15.8万亿美元）和美国（15.6万亿美元），此后一直保持第一。
2021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达到26.4万亿，是美国的1.13倍，欧盟的1.54倍。这是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一大体现。
不仅GDP总量第一，而且儒家经济圈对GDP增量的贡献也是第一。2021年，儒家经济圈GDP增量占当年全球GDP增量的27.1%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
在商品贸易、投资和制造方面，儒家经济圈同样表现不俗。
● 先看商品贸易，2021年儒家经济圈的商品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为28.1%，远高于美国10.4%，略低于欧盟的29.2% 。
● 投资方面，儒家经济圈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大吸引外资的经济体，2021年FDI流入占全球的30.2%，相比之下美国为20.7%，欧盟为17.5% 。
● 就制造业而言，儒家经济圈在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地位稳固，内部高端与中低端制造业有机结合，并且呈现整体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移动和升级的趋势。2021年儒家经济圈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42.3%，远超欧盟（15.9%）、美国（15.6%）。
儒家经济圈在经济上的迭代力量成绩显著。
近二十年来，儒家经济圈的世界500强企业与亿万富豪数量均有显著发展。
2001年儒家经济圈有128家世界500强企业。2022年达到211家，占42.2%。在富豪方面，根据福布斯最新统计，2023年儒家经济圈产生了725位亿万富豪，约占全球27.5%。2001年，这一比重是10.6%。
儒家经济圈还培育出了217家独角兽公司（截至2022年），约占世界总量的18.1%。
根据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在1960年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以此计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比例仅为12.9%。
而成功者中有5个来自于儒家经济圈，分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加上中国澳门（澳门未包含在101个经济体中，自1994年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儒家经济圈的8个经济体中有6个是高收入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基于这一地区的整体情况，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中国、越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保持乐观。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先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具体来看，各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特点。
日本曾是东亚崛起当之无愧的领头雁。
得益于美国的援助，日本经济在战后近20年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速，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2010年被中国超越）。
日本成为儒家经济圈之中第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的国家。
而且日本在经济快速起飞的同时保持了包容性增长，基本实现了全民中产，贫富差距较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有所不同。
如今，日本不仅是儒家经济圈之中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成功案例，还是世界范围内能以最大人口规模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
日本的经济腾飞对于东亚地区的发展有带动作用，1960年代“东亚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崛起，最高经济增速曾达到10%。世界银行在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中，将这一地区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称为“东亚模式”。
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中国台湾地区具有发达的市场经济，2022年人均GDP为3.27万美元，与日本（3.39万美元）和韩国（3.24万美元）相当 。
完成工业化转型之后，台湾重点发展了电子工业等先进制造领域。目前，台积电被公认为半导体制造的领导者，其3纳米制程领先全球。
2022年12月，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菲尼克斯投资400亿美元设立生产基地，引入原本仅限台湾工厂使用的先进制造工艺。
台积电是各大科技公司不可或缺的供应商，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雄踞全球第一（2021年约占59.5%） 。2023年6月，台积电以近5000亿美元的市值，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十家公司之一，也是同期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
韩国在不同产业上大放异彩，尤其是制造行业和文化产业。
韩国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精密制造、造车等传统制造行业影响巨大，培育出三星、现代、SK、LG等大公司。根据2020年联合国产业开发机构发布的排名，韩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德国、中国。
近年来，韩国还培育出了强大的文化产业，涵盖音乐、电影、游戏等泛娱乐领域。根据韩联社的报告，2021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总额约124.5亿美元，超过家电（86.7亿美元）、电池（86.7亿美元）、电动汽车（69.9亿美元）、显示器面板（36亿美元）等制造领域，成为韩国代表性出口产业。韩国电影、Kpop等在世界范围内收获粉丝，影响力巨大。2021年全球韩流爱好者俱乐部会员超过1.5亿人，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增长了十倍。
新加坡和香港则是全球两大金融中心。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2023年排名，新加坡、香港位列分别位列全球第三、四名。这是对两地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声誉等方面的肯定。
另外，新加坡、东京、香港、澳门等城市均有较好的城市规划，便捷、安全、整洁的城市界面，是世界学习的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自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这一数字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强大的造富功能，推动了社会的整体繁荣。
过去40年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近75%。按照中国现行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7亿。
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对缩小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独立完整。近年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势头强劲，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8年全球第一 。
从经贸规模、产业布局等多方面看，笔者提出的儒家经济圈都是当今世界最具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经济共同体，整合与分享儒家经济圈内部资源在未来可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目前全球低迷的经济环境之中，儒家经济圈过去充满韧性和活力的经济表现让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未来抱有信心。如果未来中国、越南能够接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了不起的发展成就。
儒家经济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增长潜力突出，推动儒家经济圈内部的进一步融合和整合能够惠及每一个成员，更大程度上释放这一地区的潜力。
全球自由贸易及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但是近年来逆全球化暗流涌动。
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后提出“美国优先”理念，催化了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削弱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疫情和隔离政策导致物资短缺，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对于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警觉和担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许多产业和产品贴上战略性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标签。
2022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邀请印度、日本、韩国等其他13个经济体加入，但是不包括中国，抑制中国的影响力。此外，各国还可能会借机加大市场准入难度、提高经济交易的成本，实施投资限制和贸易保护。
从企业尤其是制造业来看，在生产端，经过几十年的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各种产业链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事实上制造业及广大跨国企业践行独立自主的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对于中小经济体来说，这种方案几乎不可行。
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仍然需要更有灵活性和深度的贸易体系。以上背景下，深化经济合作尤为重要，未来多边、双边和区域性的投资与贸易协议也许将不断涌现。
综合经济总量、投资贸易协定、产业结构、产业链完整性等要素看，儒家经济圈在应对当前挑战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优势，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
倚重贸易，是儒家经济圈的八个经济体的共同特点之一。
2021年，儒家经济圈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8.1%，其中中国（13.5%）、日本（3.4%）、香港（3.1%）贡献最大。从各经济体商贸额度对GDP占比来看，2021年儒家经济圈内部香港（402.5%）、新加坡（333.3%）、越南（186.5%）占据前三，而最低的日本这一数字也达到36.9%。
2021年，儒家经济圈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8.1%，其中中国（13.5%）、日本（3.4%）、香港（3.1%）贡献最大。从各经济体商贸额度对GDP占比来看，2021年儒家经济圈内部香港（402.5%）、新加坡（333.3%）、越南（186.5%）占据前三，而最低的日本这一数字也达到36.9% 。
同时，儒家经济圈的经贸与投资拥有非常高的耦合性，经济发展有较高的依存度。
从内部来看，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是儒家经济圈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澳门除外，大陆与澳门商贸额度低于香港）。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近年来参与、甚至主导推动了一系列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
2022年1月，东盟牵头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正式生效，超越欧盟，成为全球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为推动RCEP的成功签订做了出巨大贡献。
日本则主导推动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关系协定（CPTPP）的谈判和签订。CPTPP源自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谈判。此后日本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CPTPP成功签署并尽快生效。2023年4月，中国与新加坡宣布实质性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这一协定也帮助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这一系列贸易协定，对促进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在内部资源整合和自由贸易上，儒家经济圈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是还有诸多方面需要努力。
中日韩自贸区概念自2002年提出、2013年谈判正式启动，历经十六轮谈判尚未达成协议。2019年12月，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表示将在RCEP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RCEP已将中日韩纳入共同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中，但RCEP与CPTPP相比在开放水平和规则标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提升 。
中国、越南之间也缺少专门的贸易协定。此外，大中华区内部自由贸易也未完全实现。
如果儒家经济圈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能够实现，内部协同效应不断被夯实，不仅能挖掘自身潜力、促进各成员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将来还有可能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与创新。并且在逆全球化浪潮之中，儒家经济圈将为推动自由贸易做出巨大贡献。
近几十年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
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的情况已经说明了不存在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冲突，成功地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反例。这也说明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与西方价值和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对接，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儒家文化所表现的种种特点，值得思考和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儒家经济圈各成员虽然存在诸多差异（发展阶段、发展方式、政治制度、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背景等），但在经济发展上先后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比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种种推力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特点，诸如集体主义、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家族观念、强调纪律、安全有序等，具有儒家精神内核。这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维持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如日本始终能够保持较小的贫富差距，为保障经济与社会的行稳致远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环境。
当然，我们不是、也不能把儒家经济圈的成就仅仅归结为文化因素。李光耀先生在介绍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非常强调法治（Rule of Law）等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制度背后的精神思想文化属性所表现的力量。杜维明先生指出，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工业东亚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与现代制度、不属于英美翻版的现代化模式”，“工业东亚已经发展了一种不那么逆乎潮流，不那么强调个体主义，也不那么强调自我利益的现代文明”。
面向未来，也许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为世界贡献来自东方的智慧。
在全球大变局之中，儒家经济圈各成员应高度重视彼此间紧密且庞大的经济利益，以及息息相关的经济耦合度，继续挖掘儒家经济圈内部增长潜力。如果中国、越南能够相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会是这一地区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其次，儒家经济圈能够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推进自由贸易。
在当下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儒家经济圈继续整合内部资源不仅利于内部各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也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此外，目前诸多全球挑战需要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的解决方案，儒家经济圈有可能在全球治理体系及全球贸易体系重构过程中做出更为积极和重大的贡献，产生一批全球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的企业，引领新一轮文艺复兴，甚至孕育韦伯、维特根斯坦一样有影响力的大思想家。
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所表现的种种特点有可能在推动全球化、共同富裕、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做出更为积极和重大的贡献。在这样的视野和思维转变之下，儒家经济圈的探索不仅能够促进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推动全球自由贸易，或许还可以东方智慧为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新的解决方案。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