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最怕什么——挤兑，硅谷银行最近的倒闭完美诠释了这一点。
和绝大多数银行破产的经历类似，银行先是经营陷入困难，再是相关消息走漏风声，银行客户争相取出存款，最后是银行流动性枯竭，各处求助却屡屡碰壁，此时倒闭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硅谷银行的破产是2008年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银行破产事件，但从资产上来说，硅谷银行算不上是一个大银行。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硅谷银行的总资产为2120亿美元，而在同一时间节点，花旗集团的总资产高达24224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11倍多。
另外，硅谷银行主要为机构服务，机构不同于个人，个人存款的暴雷往往会对社会公众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而机构存款的危机对社会公众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
然而，当硅谷银行破产、被监管机构接收的时候，其迅速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消息。为什么一个规模有限的、主要面对机构客户的银行，在发生危机时会引起这么大的市场反响呢？
银行危机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偿付性危机，即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亏损，亏损的金额甚至超过了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出现了资不抵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客户（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一般会争相涌进银行提款，因为去得晚了可能银行就没钱兑现存款了，这样的局面意味着客户的存款会发生亏损。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仅剩倒闭一条路可走。二是流动性危机，这种情况一般指的是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并未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但储户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涌向银行取款，银行一时之间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金，结果导致银行入不敷出，这最后同样会导致银行破产。
银行的这两种危机都是银行本身的经营特点所造成的。从原理上说，储户将资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这些存款的期限是不确定的，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活期存款。对储户来说，资金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收益。在获得储户的存款之后，银行将这些资金投资于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例如信贷和固定收益产品。这些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一般安全性和流动性会差一些。储户的存款对银行来说是负债，那些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对银行来说则是资产，两者之间的收益率差值就是净息差，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一般就是这个净息差。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银行部分牺牲了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换来了净息差，获得了利润。从古至今，无论是古代的钱庄，还是现代的银行，都是这样的模式经营。历史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经营模式，但它有一个天然的缺点，就是当储户争相去取出存款的时候，银行往往无法快速的按照面值（即不发生亏损）去卖出自己手中的金融资产来筹集资金。这样一来，银行就会陷入无钱可用的局面，而这又会导致更多的人去提取存款，几乎没有哪家银行能撑过这样的困难。
这里大家可能会认为假如银行保持足够的流动性，是不是就能避免挤兑？从原理上说，假如银行不拿存款去投资，或者仅投资最安全、流动性最好的资产，比如国债，银行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挤兑的发生，但这么做有一个问题，即银行会牺牲掉资产的收益率。银行运营的基本模式主要就是获取净息差，假如牺牲掉了收益率，那么净息差又从何而来呢？这时的银行有点像个存款保险箱，而非真正的银行。从这点上说，银行为了防止挤兑而大幅牺牲收益率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银行的偿付性危机引发流动性危机，即挤兑，最终导致银行倒闭，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和一般的企业倒闭相差不大，都是资不抵债造成的。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则有所不同，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经常也会有期限错配（即短贷长投）的问题，但往往不像银行这么严重。银行的经营模式意味着在极端的情况下，有时候仅仅是市场上的一些流言蜚语就会引发储户的恐慌情绪，进而发展成挤兑。没有几个银行能应对大规模的挤兑，哪怕是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
当一家或几家银行出现挤兑，这种恐慌的情绪会在市场上蔓延。储户不但会跑到出事的银行那里去取钱，还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即别的银行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挤兑的规模就会出现指数级的上升，众多金融机构可能会无法看到明天的太阳。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金融体系近乎瘫痪，无法再发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所以无论是偿付危机，还是流动性危机，都是银行经营中的大忌。
硅谷银行在严重的挤兑下倒闭了，虽然监管层迅速接管了这家银行，并为其存款提供了全额保障，但这里面仍有大量的教训可供人们反思。对于这些教训，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金融机构需要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这次硅谷银行的倒闭起源于其现金储备的减少，而这与宏观经济的总体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实际上，硅谷银行的经营状况并不差。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22年12月末，在硅谷银行2120亿美元的总资产中，7%是现金，35%是净贷款，55%是固定收益证券。固定收益证券有一少部分是国债，其余大部分是各种抵押贷款证券，这些抵押贷款证券都是有政府担保的。可以说，硅谷银行持有的资产总体上是比较安全的，但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这一切。
在经过了多年的低利率和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开始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扰乱了经济运行的秩序，美联储不得不开始连续的加息。这里补充一句，除了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也是导致美国通胀的重要原因，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将生产从中国移至其他国家。虽然将生产从中国移出可以避免产业过度集中于一地所带来的风险，但在当前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生产地，将生产移出中国、转移至其他地方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而这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还是回到美联储的加息上来。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开启了数十年来最大力度的加息进程。截至2023年3月15日，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8次，累计加息幅度达到450个基点。加息升高了资金成本，风险投资机构的融资额下滑，融资成本提高，初创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也变少了，于是大家开始更多地使用自己在银行中的存款。硅谷银行的主要客户就是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客户将自己存在硅谷银行中的资金取出，这使得硅谷银行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两难困境。
具体来说，加息一方面使得硅谷银行的存款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硅谷银行的资产价值下滑。上文已经谈过了加息是怎么使得硅谷银行的存款减少的，那么加息又是如何导致硅谷银行的资产价值下滑的呢？这里涉及资本市场的运作，硅谷银行的大部分资产都是固定收益产品，当利率提高时，固定收益产品的价格一般会下滑，这导致硅谷银行在账面上出现浮亏。假如硅谷银行一直持有这些资产到期，那么这些浮亏就不会冲击其资产负债表，但存款的减少迫使硅谷银行必须筹集新的资金来因应流动性的变化。假如硅谷银行这时候不抛售手中的固定收益资产，那么其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不足以应对存款的减少，银行的运转会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出现动摇；假如硅谷银行抛售手中的固定收益资产，那么已经存在的那些浮亏就会变成实际的亏损，这同样会打击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前有老虎，后有群狼，处处都是凶险。
面对这样的局面，硅谷银行选择了第二条路，就是抛售手中的固定收益资产来筹集资金。硅谷银行随后出售了210亿美元的证券组合，这给它带来了18亿美元的税后损失。为了弥补相关损失并让银行得以继续运行下去，硅谷银行又开始增发新股。这样的操作等于告诉市场自己出了大问题，而投资者则怀疑硅谷银行的实际情况比它公布出来的要更为严重，于是挤兑发生了，硅谷银行最终没有挺过这次的劫难。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硅谷银行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缺乏对宏观经济的思考，没有充分认识到加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手忙脚乱地应对各方的压力。假如硅谷银行早就认识到加息的意义，那么它应该更早去储备更多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以因应存款减少的局面。说到底，硅谷银行的风险管理出了大问题，只不过这次是以对宏观经济欠缺考虑而爆发的。
第二，硅谷银行应该迅速向监管机构求援。所有的银行，不论资质好坏，都可能面临挤兑的风险，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假如发生了挤兑，银行将要如何应对。根据媒体报道，硅谷银行的高管层在面对流动性压力和越来越大的经营困难时并未及时向监管机构求援，他们选择了鸵鸟战术，仍然不断地对外声称银行处于健康运转的状态中。当危机最终爆发时，硅谷银行选择的是向高盛公司求援，而高盛的银行家们随后也开始劝说投资者购买硅谷银行的股票。
然而，这一切都已太晚。3月8日，硅谷银行宣布了自身18亿美元的亏损。3月9日，硅谷银行遭遇挤兑，一天之内，储户就从银行中提取了420亿美元的存款。3月10日上午，硅谷银行的股票停牌。下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宣布接管了该银行。3月12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FDIC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全额保护硅谷银行所有储户的存款，从 3 月 13 日开始，储户将可以使用他们账户里所有的钱。因为FDIC此前仅为25万美元以内的存款提供保护，所以此声明意味着监管层将为25万美元以上的存款也提供保护，这突破了原有的制度规定。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硅谷银行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向监管机构，尤其是美联储求援。以美联储为例，其作为美国的央行掌握着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理论上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方面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事情。作为投行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过去受到的监管较少，但也不能在出现困难时像商业银行那样向美联储求援。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五大投行中的贝尔斯登和美林被并购，雷曼兄弟破产，剩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转型成为银行控股公司虽然意味着它们未来将受到美联储的更多监管，但它们也将可以从美联储那里获得几乎没有限制的资源支持。很难想象，假如不是有美联储作为后盾，在那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能否生存下来，将会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过实际上硅谷银行不向监管机构求援也有其自身的考虑。对硅谷银行，尤其是其高管层而言，向监管机构寻求帮助意味着监管机构将介入银行的具体管理之中，这时硅谷银行混乱的风险管理状况将彻底暴露。作为救援的代价，监管机构很可能会罢免硅谷银行所有的高管。从这些高管自身的利益出发，引入市场力量救援硅谷银行可能会保留自己的高官厚禄，最坏的情况就是被银行扫地出门，而引入监管机构的力量，则几乎肯定会被扫地出门。两害相权，硅谷银行的高管选择不向监管机构求援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事后来看，硅谷银行的高管的判断完全正确，监管机构介入之后迅速罢免了硅谷银行的所有高管。硅谷银行的高管将自身利益置于银行利益之上的做法非常可恶，但并不难理解。
2008年9月15日，监管机构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不救助雷曼兄弟公司。这导致这家债务规模高达6130亿美元的投资银行轰然间倒塌，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金额的破产案。如很多人预料之内的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迅速引发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一片混乱。各金融机构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交易对手是否能挺过这场危机，于是纷纷开始惜贷，这导致美国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冻结的现象。
对监管层而言，当时是否救援雷曼兄弟公司是一个两难选择。假如选择不救，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升级，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就像人们日后看到的那样。但假如救援，这又会引发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含义是当行为主体不必为自身的行为负完全责任时，更倾向于冒更大风险的行为。在金融市场中，道德风险是一个时时存在又必须时时提防的问题。假如说金融危机是一场急症，那么道德风险就是慢性病，都不好处理。
15年前，美国的监管机构选择了克服道德风险的做法，付出的代价就是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升级。或许是出于对过去做法的反思，这次监管机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救援。但为了将道德风险控制在最低的情况下，美国监管机构在入主硅谷银行后迅速罢免了银行所有的高管，并声明股东和某些无担保债务人的权益将不受保护。这意味着硅谷银行的股东、高管和部分无担保债务者的利益将被抛弃。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道德风险的范围和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管机构在本次危机中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一方面救援硅谷银行，尤其是救援了储户，防止了金融恐慌情绪的蔓延。另一方面则清洗了对此次危机负最大责任的相关利益方，这为日后处理相关金融事故树立了一个可借鉴的典范。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当年中国对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处理过程。在1990年代，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和银行自身治理模式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出现了巨额亏损。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是四大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25%，市场的观点则是按照国际标准，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已高达45%。无论是25%，还是45%，在市场经济中，这样的银行早就遭遇挤兑和倒闭了。
然而，四大行当时并未遭到挤兑，也没有破产清算，老百姓对自己存在四大行的存款没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四大行是国有企业，其背后是政府的信用，只要中国政府不出问题，那么四大行就不会出问题。这种政府保护很好地避免了中国当时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但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道德风险。
现在四大行都上市了，不再是全资的国有企业，假如政府要再度完全救助四大行，就属于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救援银行的股东和高管，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参照这次美国处理硅谷银行的做法，中国未来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采用某种类似的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保护储户的利益，减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则要处理银行的高管层和股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而金融体系又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金融搞好了，经济才能搞好，但由于种种原因，金融又是一个非常难搞好的领域。风险和收益是考核金融机构运作能力的两大关键指标，偏废任意一点都会降低金融机构的效率。说到底，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机器，它要追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要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追求高回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这也是中国经济要获得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一点来说，硅谷银行的破产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去深思。
文章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