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和“贪婪”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对人性的两个基本假设。自私是说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别人怎样完全不重要。贪婪的本质是不满足，每个人都希望找更好的工作，住更好的房子，培养更优秀的孩子，活得更长更健康，取得更大成就等等。
如果每个“自私、贪婪”的人都是理性的，市场又是完整高效的，我们就能用市场机制、价格体系最高效地解决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能让每个自私的人，为了赚更多钱而为他人努力工作。充满私心的市场经济却能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因为我和人人都是顾客，是生产方的衣食父母。
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性的描述是非常不完备的。其中，人的理性假设在近几十年里就饱受非议。大量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离理性的金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人的认知不仅有误差，而且这些误差往往是方向性的、可预测的。于是行为经济学就此兴起，试图用人的非理性误差来解释一些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人性不难发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另外一个假设——人都是自私的，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也站不住脚。
除了自私和贪婪，人也会有慈悲心和攀比心（嫉妒心）。这两种心理活动的独特之处是都来自于自己和他人的比较：慈悲心是在自己比别人优越时产生怜悯，愿意舍去一些私利帮助别人；攀比心是别人比自己优越时产生愤怒，会努力去消除这种差距。
两种心理活动最终在行为上的结果类似，都在试图减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因此可以把它们看成“公平心”的两个侧面。一般来说，公平这个概念也有两种含义：一是机会上的平等，结果上会有差异；二是对机会没有强要求，但要求结果上的平等。我们这里的“公平心”显然指后者。
在慈悲心和攀比心的影响下，一个人对自己福祉的度量并非只是用自己的过去做为参照系，而同时会用其它个体做横向比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由市场带来的分配结果，在慈悲心和攀比心的影响下就不可能是最优解。在市场分配结束后，必须进行进一步转移支付才能“更公平”，才能同时满足慈悲心和攀比心，大家才能相安无事。
为什么人会有强烈的公平心？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很好解释：人是群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协作决定了群体的生存几率。无论是打猎、采集、照顾幼小、防御天敌，都需要足够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有效协作。协作使每个人都有相对优势，即使群体中身体最弱、头脑最迟钝的成员，也能捡起一些相对低价值的工作，而为高能力的成员节省时间和精力（如站岗放哨、烧饭清洁）。
所以，能够保护族群中弱者的生存，就能增强整个族群生存的几率。而保护弱者生存的方式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分配，也就意味着从强者到弱者的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的心理驱动因素，对强者来说就是“慈悲心”，对弱者来说就是“攀比心”。
这种平均分配的机制在现代家庭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家里的资源，如食物和住房都是平均分配的。当家里有人发生意外，如事故和重病，很多家庭会倾其所有来对受难的家庭成员进行救助。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家长有很强的动力让每个孩子获得同样的资源，而且会在有意无意中将资源向相对较弱的孩子身上倾斜。
家长不仅自己要做到公平，也会积极鼓励孩子们之间互相帮助，对自私的孩子进行批评，对利他的孩子进行表扬。大量生物学研究发现，这种平均分配的机制不仅局限于人类，在和人类接近的猩猩、猿类中也是普遍存在。
虽然“慈悲心”和“攀比心”同属公平心，但两者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同。
从激励角度讲，“慈悲心”是一种正能量，它驱使强者对弱者的帮助，但对强者本身没有伤害性。
而“攀比心”有两面性，既可以表现为激励人加倍努力的动力，又可以表现为损人不利己的破坏性行为。既然目的是为了缩小自己和他人的差距，那么两种方法都可以：一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另一种把他人拉下来垫背。
可能也正是因为两种心态的不同性质，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主流文化都对“慈悲心”百般推崇——儒家说“仁者爱人”，佛家说“慈悲为怀“，基督教说要“博爱” 。另一方面，几乎找不到一个对攀比心持有正面态度的文化。其中，基督教就把嫉妒心放到七种原罪的重要位置（其它六种是傲慢、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
既然是适者生存进化来的攀比心，为什么会在社会中带来如此负面的评价？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类基因是在长期狩猎、采集这种原始状态中产生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两件事情让嫉妒心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一是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上古几十人的小部落逐渐发展成为成千上万人的城市和国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大家庭的强关系，逐渐转化为陌生人之间的弱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协作从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形式，逐渐转化为由市场价格调节的供需平衡。
随着人口规模增长，横向比较的机会也无限扩大，人和人之间可比的差距必然会拉大。如果一个人保持一成不变的攀比心，在人口众多的大社会里，必然会无时无刻不被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差距所刺激。
另一件事情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靠创新驱动。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现代生活。但创新并不会像空气、阳光一样自然产生，而是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又需要产权和市场的激励，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社会中的人很多，但能做出创新的是少数。如果创新给创新者带来名誉、金钱、地位，必然会招致没有创新能力的人的嫉妒，就会试图把创新者拉下马来，或者剥夺其创新成果。
所以，创新和嫉妒有本质矛盾。古时能够壮大族群生存能力的攀比心，在现代社会如果不能很好地管控，就自然而然会伤害到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从而阻碍社会进步的步伐。
如何对攀比心进行管控？一个方法是像基督教一样，对这种心理在宗教和哲学层面进行教育和批评。由于攀比本身有来自基因层面根深蒂固的成分，这种教育恐怕需要长时间坚持才能有好的效果。而且效果会因人而异，不会整齐划一。
另一种方法是意识到攀比心只有在对“可比群体”进行比较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所以，管控攀比心的一种方法是减小透明度，让人们没有信息进行对比。
现代企业很少有把员工薪资完全透明化的，因为一旦这么做，收入少的员工必然不满。人们只会看到薪酬的差异，很少会把薪酬和每个人对企业的贡献做对比分析。公司一般又很难下调高收入员工的工资，自然会造成整体薪酬成本的上升。
在世界很多国家，从古至今，富裕阶层在住宅上，不是深宅高墙就是大树遮蔽。除了安全的考虑，杜绝信息透明带来的嫉妒危害，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再看世界上很多文化对富裕人士当众炫耀财富的批评态度，其中的隐含信息显而易见：祝贺你的成功，但不要拿出来炫耀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和嫉妒。
除了降低透明度，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对“可比群体”进行人为划分，从而给人们横向比较时进行心理设限。
中国古代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士和士比，商和商比，但士和商可以不比。由于限制了比较范围，就有效减小了比较中可见的差距。
现代人和人之间的划分没有古代那么明显，但政府体系里就有级别划分，企业中有管理层级或技术层级的划分。有了这种划分，人们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攀比，只能局限在级别之内。级别和级别之间是不能攀比的。这样，级别之间的巨大差异就不至于引起嫉妒。
在社会科学范畴内，人性是最重要、最强大的因素。人类在评估自己的福祉时，不仅看自身的增长和变化，也会跟其他人做比较。
保证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是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把公平心分解为慈悲心和攀比心后，我们发现，攀比心在现代社会往往带来负面的影响。
人的自私和贪婪可以用市场机制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慈悲心完全是正能量，应该大力弘扬。人性的这些方面都有很好的社会政策来应对。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的透明度无限增大，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的人们可以被轻易地拉到一起，人们相互攀比的力度就被史无前例地放大。
如何管控攀比心中破坏性的一面，在保持创新力的同时减少冲突，是每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清晰定义公平，强调机会上的平等，弱化结果上的等同，可能是遏制攀比心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