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试图撰写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系列文章，梳理中国慈善的历史，为今天的企业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旅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激励相容”理念，即一个良善行为的持续和存在，需要保证参与该行为各个组织或个体哪怕只为自己着想，同样有激励参与到行动中来。我们将以独特的“3+2”分析法研究典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受益者、传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该慈善模式下是否激励相容。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九篇，继续讲述“激励相容”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商帮慈善---苏商慈善。
魏晋以前，江苏境内大部分地区为百越、淮夷等少数民族所占据。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人口大量南迁，扬州、苏州、淮安等地作为重要转运口岸开始兴起，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很快开始领先黄河流域。唐宋时期的扬州俨然是东南第一都会，成为财赋、漕运、盐铁转运中心，当时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江苏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适合发展农业，自古便有“太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与晋徽闽浙等地的人民不同，依赖天赐的鱼米之乡，江苏人无需四处奔波，就能衣食无忧、殷实富裕。
苏商崛起于明朝晚期，近代苏商普遍崇尚发展实业，其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引人注目，是中国近代商业兴起的标志之一。以张謇和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苏商，崇尚实业、中西合璧、重教崇文，对中国本土的文化发展、工业发展乃至普通百姓的意识开化都有深远影响，更是奠定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透过苏商的发展历史去观察苏商慈善，我们希望能为今天的企业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晚于前文讨论的晋徽闽粤诸商帮，苏商群体在明朝晚期才初步形成。苏州太湖边的洞庭东山与太湖中的洞庭西山中，孕育出了早期苏商即洞庭商帮。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江苏诞生了近代苏商群体，他们大多以办实业、制造业为主，主要从事纺织、面粉、火柴、香烟、造纸等轻工业，以及钢铁、水泥、化工、煤炭、矿山、建材、机器制造等重工业。资料显示，1919年全国工商注册的工厂共375家，江苏达155家居全国之首。随着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成立商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从1904年到1911年全国已创立了50个商务总会，880余地设立了商务分会。商会是连接政府与工商群体、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除了联系官商，商会还肩负着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使命。商会的成立，改变了工商资产者互不联系的孤立状态，商会努力维护商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工商业者畏怯官府的心理，增强了企业投资兴办实业的信心和热情。同时，商会还参与区域公益慈善活动，是近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晚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体制的重要方式。
其中苏州商会最具典型性。1905年苏州商务总会成立，以“保护营业、启发智识、维持公益，调息纷争”为宗旨，成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组织。苏州商会建立了一种遍布全市的基层街道组织—市民公社，在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面对清末民初苏州及其周边地区频发的灾荒，苏商总会给予了各种社会救济。同时，随着商人的地位提高、社会影响力扩大，商会在劝募各业商人慷慨解囊、筹集资金、捐募衣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06年之后，苏州米价即开始上涨，形势非常严重。粮食短缺和米价的急剧上涨，导致饥民层出不穷，民间抢米事件不断。面对严重的局面，苏商总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持市面，以期度过灾荒。首先是呈请苏州地方政府酌情减免运往苏州的米粮厘捐，以使外地粮食可以顺利运至苏州地区。此外，苏商总会还利用自身在商人中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各地米商，降低售价，严禁粮食出洋，以本省之米供本省之食，“传知各米店一律照办”。甚至在每年隆冬时节，苏州一些地方士绅会捐赠善款设置施粥厂救济穷苦人民，有的还自发印发一种施饭票，发给穷人，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些都是自发的慈善事业。
在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可以看出，苏商总会实际上已成为苏州近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承担着官府力不能及的作用。商会的兴办既有商人群体更好地发展商业的内在诉求，也有通过慈善公益事业获得社会性存在的外在职能。维持公益、兴办慈善事业既可规避工商群体的唯利倾向，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增强工商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又能提高近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转变传统商人为四民之末的社会观念。
近代苏商在发展实业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紧迫性，同时也意识到了发展新型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针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滞后的现状，尤其是科学教育全面落后，国人综合素质落伍的事实，苏商倡导“父教育母实业”，他们一方面建议清政府创设各种大学学堂，另一方面还身体力行创办了众多学校。据统计，从1902年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起至1920年，他在南通地区筹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有：初等小学300多所、中学若干所、师范2所、高校3所。而荣氏集团则创办了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江南大学以及公园和公益学堂等。为了提高所属企业职工的知识与技能，还先后开办了职工养成所、女工养成所、职员训练所和纺织业余学校，并资助出国留学生。
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后，学校广兴，新学日盛。但由于新式教科书编译困难，出版稀少，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盛宣怀、张謇、荣德生等人意识到，除了创办学校之外，还应该发展出版事业，充分发挥其宣传、教育，启蒙之功能。1898年，盛宣怀成立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俞复在上海创立文明书局；同年，张謇创办南通翰墨林印书局；1906年，张謇投资入股中国图书公司，并出任董事长；1906年，丁福保等在无锡成立译书公会，随后又创立了医学书局。
盛宣怀在解决南洋公学教材时，除直接引进外文原著，更多则是通过译书院翻译编写。在译书院成立的四年间，一共翻译、出版外文图书13种、40余部，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也因张謇创建师范学校应运而生，他聘请韩国人金泽荣出任翰墨林印书局的编校，编印出版大量韩文书籍，占该印书局年出版量的20%-30%左右，从而奠定了翰墨林印书局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书局出版的教科书还涵盖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农、工、商等各类专科学校。除教科书外、参考书、工具书也占有相当比重。
近代苏商从事出版事业，并不是追逐私利，更多地则是基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角度。他们不计成本不计个人得失，甚至承担亏空的风险。丁福保就曾因创办译书公会而亏损万元。张謇创办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的费用也是由张謇、张备兄弟负责筹措，营运资金则来自于张謇的大生纱厂。苏商的这些举措推动了中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先进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为更广泛的受众带来了解放思想的可能。
清末民初，江苏地区涌现了一批勇于开拓创新、思想活跃、擅长经营近代工商企业的苏商群体。从1895年到1911年，江苏商办资本额在五千银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115家；另据统计，从1895年到1927年，江苏省内（不含上海）新办各种工商企业300多家，涉及30多个行业。通过引进机器设备，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而且在组织管理方面也出现了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江苏大地出现了大量使用机器设备的工人、技师、管理者。到1929年，无锡产业工人已达七万余人。人们对机器、工厂、工人、竞争、效率、市场、商标、法治、公平、股份公司等体现工业时代的词汇不再陌生。
苏商在为人们提供物质和商品服务的同时，也使人们直接接触到了现代工商文明。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近代工商产品紧密相连，人们开始习惯穿美观轻便的机织印染布衣服，吃碾米厂出品的大米、面粉厂的面粉，建造中西合璧的厂房、住房，乘坐轮船、火车和汽车，城市中出现了自来水和电灯。苏商创办的企业直接影响了企业所在地人们的文化生活，在现代工商业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化。大生纱厂创办所在地唐闸处于南通城西北6公里，这里本是农村。但20年后的1919年，唐闸已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工业区。苏商用经济力量悄然改变着区域社会的面貌。他们创办企业生产的商品不仅供应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言行，使人们逐渐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者社会，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使江苏区域文化开始向近代文化转变和发展。
而在近现代工业文明中，劳资关系是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苏商在实施严格管理的同时，还倾注了很大热诚投入劳工福利事业，改善工人生产和生活条件。他们为员工建医院、食堂、浴室、消费合作社等公共生活设施和电影院、图书馆、大礼堂、运动场等文化娱乐体育设施，甚至为其子女举办技术补习班等。刘鸿生在企业发生困难时也坚持不裁员，而是适时举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选派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来外国专家到厂里传授生产技术，提高工人谋生技能，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抗日战争时期，荣氏兄弟在无锡设立“劳工自治区”，向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免费医疗带薪休假等。穆藕初说：“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苏商多将实业救国、利国利民作为自己的使命，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一脉相承。除此之外，苏商还利用其经济实力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社会管理和公益事业建设。可以说，苏商经营揭示了当工业文明中的个体和谐相处，不仅能带来生产力的解放，更能为普通的民众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通过对苏商慈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商作为近代工业文明下“新商人”的代表，体现出了从传统公益慈善事业到现代社会创新的转变，在创造商业利润之余，还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社会思想的进步。近代以来，和西方现代社会交流比较多的沿海商人，怀抱回馈社会、回馈祖国的热情，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孜孜不倦地传播进来。在苏商慈善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引进先进技术、介绍新知书籍，兴学重教等需要商人额外投入资金的公益慈善事业外，单纯的商业行为也可以改善社会风气。通过兴办现代工厂，苏商以身作则地让江苏百姓切身体会到了现代工业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通过大量雇佣当地劳动力，不仅可以改善当地的生产力关系和经济结构，更是将先进的工业文化真正传播到了社会各层人民的心中。通过成立商会，将商人，社会，以及政府有效的连接起来，形成合力，也让多方共益。
最后，苏商慈善的分析也让我们思考创办企业的目的。在民族危亡之际，苏商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们创办实业的初衷，他们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绑定在一起，努力转播并吸纳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身体力行地发展工业，改善人们生活，更改善人民的思想，最终促进了当地区域的发展。这些无疑让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应该有所反思。国际形势的变化、疫情的肆虐，让我们的生产活动按下了暂停键，这正是一个重新思考的好机会，问一问自己，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创办企业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横跨百年的时间长河，与不同地域的商帮实践，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无论技术和环境如何风云变幻，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一个良善的商业文明，都殊途同归地包含着许多共同的特质，比如它们都在努力实现——借用去年大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里仲甫先生之言——人的生活，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利用“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我们试图梳理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中的典型模式，以帮助我们探索今天的企业如何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向善，指的是企业家借助商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因此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指的是企业协同其他相关方（例如，政府，NGO）共同解决系统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
慈善，商业向善，社会创新，这些无疑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介绍“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鼓励人们不仅勇于追寻善，并且以一种别人愿意加入你的方式来追寻它。（Follow your passion， but do it in a way that others will join you.）
文章来源：《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