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第三次分配可否不仅惠及他人，也能惠及捐赠人自身，“予人玫瑰，不止手有余香”呢？ 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我们试图撰写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组名为“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系列文章，梳理中国慈善的历史，为今天的企业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的旅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要则。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激励相容”理念，即一个良善行为的持续和存在，需要保证参与该行为各个组织或个体哪怕只为自己着想，同样有激励参与到行动中来。我们将以独特的“3+2”分析法研究典型慈善模式??即考察慈善模式中直接相关的三方：发起者、受益者、传承者，以及作为观察者的两方：民众与政府，在该慈善模式下是否激励相容。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八篇，继续讲述“激励相容”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商帮慈善??浙商慈善。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水陆交通都十分发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为浙江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浙江历来也是对外贸易中心，宁波更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明清以来，浙江境内出现了龙游帮、宁波帮、绍兴帮和南浔丝商等众多地域性商帮。鸦片战争以后，浙商更是抓住机遇，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向近代商人的转型，成为近代中国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商帮。
浙商的文化基因以浙东学派为代表，倡导“事功之学”、“经世致用”，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呼吁世人正视商人的社会作用。在这种氛围下，浙商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并以其开拓、创新又务实的风格为浙江社会带来了改变。与其他商帮慈善相比，浙商慈善在救济目的、方式和理念上都充分体现了其务实特色。透过浙商的发展历史去观察浙商慈善，我们希望能为今天的企业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经世致用、强调务实的浙江文化，是浙商崛起的文化背景。宋廷被迫南迁杭州之后，浙江便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水平都十分发达。优越的经济生活条件使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好的发展。再加上南宋政权的贫弱无助，令活跃在当时政治经济中心浙江的学者们忧心忡忡，他们希望经由工商事功，找回往日《清明上河图》似的繁荣与美好。他们批判了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呼吁要充分发挥商人的社会作用，统治者要树立“经商之人亦是才”的思想。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公天下”、“工商皆本”、“民富先于国富”、“义利并重”等重商观念。其重要学术取向是“经世致用”，主张从实际出发，讲求事功，反对空谈。公私观上，他们认为百姓和君主一样，生来就有自私自利的权利， “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经济上，他们主张“工商皆本”，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义利观看，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这种新思想，与讲求“取义舍利”、“重农轻商”的主流思想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在这样的土壤里，浙江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也支撑着浙江商帮逐渐发展壮大。
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也延伸到了慈善活动与社会救济中。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医疗活动在中国传教，希冀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好感。教会医院的大量兴办触发了近代宁波人举办近代医院的民族情感，很多人以创办医院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其中以鄞奉公益医院、镇海同义医院、保黎医院最具声望。创办于1917年的鄞奉公益医院，为激励捐助人，医院设立之初即拟定《捐户酬报章程》及请奖办法，并呈请政府核准备案。随后还向奉化县议会提出于希望能用县税补助公益医院，最后得到了政府每年近一千元拨款。慈善医院为贫病者提供优惠或免费医疗服务，如保黎医院产科规定，只要查实产妇确系赤贫，均一概不收费用。鄞奉公益医院自称是“完全为地方的慈善事业”，镇海同义医院同样也给贫病者提供赠药并免费留院医治服务。
为取信于民，这些慈善医院每年还发布报告册以保证信息的透明公开。报告主要内容有章程、职员名录、年度活动与收支情况等会计信息，内容详实。还将捐户姓名、捐款数目以及经常收支、各项规约等详细统计，并刊登出来以公众览。捐助名单上，既有富甲一方的巨商大族，更有财力一般的中小商人乃至普通百姓。透明公开的征信制度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了解，从而激发社会公众的支持。
慈善医院还引入近代企业管理办法，建立起明确经营责任的董事制度和平等的契约原则，形成了一整套规范有序的管理制度。如镇海同义医院成立伊始，就设立了各种章程，如《总程》涵盖了“总纲”“办法”“组织及职权”“集会”“选举”“经济”等内容；另外还制定了“同志大会会议规则”“执监委员会会议规则”“办事规则”等确保《总程》得以贯彻的具体实施细则。除此之外，还有董事会及理事会的相关章程。正是有这些制度的存在，慈善医院即使即使在宁波沦陷的抗战时期也能正常开业并有所发展。
宁波素来有义乡之称，“甬俗好义，振古称之，地方救济之事仰市井而成”。上海开埠后，源源不断的宁波人来到这里谋生和创业。他们创立了宁波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组织，对贫困者进行救助，包括生活资助、职业介绍、施棺埋葬等，还有一些同宗会组织是从传统的义庄转化而来的。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当时一些宁波人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已脱离了传统的束缚，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其中不少人对慈善事业已经有了较为自觉的认知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公共意识。而且他们注重创新慈善救济手段，在慈善捐赠模式、救济对象、救济方式和救济目的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宁波帮的慈善行动不再停留于传统的亲缘、地缘的实物捐赠模式，而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动员跨地区的社会力量积极捐赠，即“义赈”。 “义赈”需要发达的传媒和热心公益的人士参与，而宁波帮在当地开创的新闻事业相当发达。当时，仅宁波一地出现的大小报刊就达百余种。这些报刊多以宣传新思想，反映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向为宗旨，但当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义赈”时，这些媒体也同样会大力宣传，这不仅对动员当地乃至跨地区的社会力量参与赈灾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参与者获得认可和尊重，从而有动力持续参与。针对家乡水利工程的建设，宁波帮不仅自己出资，也动员普通民众以“以工代赈”的形式参与其中。如，1922年的大灾后，宁波帮动议大规模治水。他们成立民间治水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资金筹募、技术勘察等由商人主持，无钱参与的乡民，可以“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的思想同样贯穿在日常的帮扶中。上海开埠后，鄞东蔡氏大量族人赴沪从事商业活动，考虑到旅沪族人“因职业之不同，平素不相谋合，致日久情疏，视同路人”，1920年，成立了蔡氏旅沪同宗会。在救济对象上，传统的家族义庄受制于财力限制，救助对象多以贫苦的老幼族人为主（关于义庄的分析，请见《 从中国慈善史看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三）：宗族慈善 》）。但到了旅沪同宗会时期，处于失业、怀孕状态或需要资金学习英语的青壮年也可以得到救济。在救济方式上，旅沪同宗会更注重救济的持续性。同宗会救济手段的一大特点就是开办工厂，并创办印刷所和银行等，优先聘用族人工作。这样不仅使贫困族人得以维持生计，更重要的是，工厂务工可以得到技术培训，掌握谋生的本领，以后即使离开也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这种“以工代赈”的方式，发挥了企业家的个体优势，赋能了受益人群，同时激发了各个社会阶层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堪称是激励相容的社会创新之典范。
“以工代赈”可持续帮扶思想的背后是浙商悠久的兴办教育的传统。北宋时期，王安石在宁波做知县时，便兴办县学和考试院，从此宁波社会形成了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同，宁波的学子一开始就有“转而从商”的准备。教育启蒙阶段，宁波学子最先要掌握的不是八股策论，而是书法、尺牍和算盘，这为宁波帮的经久不衰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到了近现代，宁波社会普遍认为，救助弱者等治标问题固然要解决，但如何使其有一技之长以便日后自立于社会的治本问题更为重要。这种现代化的可持续慈善理念体现在浙商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关注上。浙商所办的教育多是应用性强、见效快的职业教育。他们先后设置了小学、中学、师范科、商科等实用性很强的专业。这些学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课程设置、教育内容上注意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如普遍开设外语课，并加强自然科学课程的设置，为宁波早期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例如，有“首善”之称的叶澄衷在家乡兴建叶氏义庄（中兴小学的前身），开设英语课，培养了邵逸夫、包玉刚、赵安中、楼志章等巨商。在上海则筹办顺记商务学堂，学期一年，毕业后直接被顺记号录用分赴各地洋行工作。而吴锦堂在慈溪办的锦堂学校，针对当时情况，学校设置了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在其他商帮多重视培养儒商的年代，浙商重视实用人才培养，身体力行地践行经世致用，展现了那个年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浙商慈善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域文化传统不仅会影响商业文化，也会影响慈善理念和慈善的行为偏好。深受浙东学派“务实”、“重商”“经世致用”等学说影响的浙商，面对社会问题时，更倾向于从事一些实用、见效快、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慈善活动，同时也能激励政府、民众共同参与。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善于学习西方先进慈善理念、管理经验，并结合本国的国情在慈善手段上做出了很多改良与创新。无论是改良旧式的慈善机构，如把传统的慈善机构义庄发展为新式的同宗会，亦或是兴办新式的带有西方色彩的慈善医院，浙商慈善的根本目的都是“治本”，使慈善救助能够做到可持续。如通过救助使受益者学到一技之长而得以立身于社会；或者通过发动政府、民众捐款、公开透明的管理机构使得慈善医院的资本来源更加广泛、可持续；通过职业教育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慈善理念的根本改变，也是慈善模式的社会创新，更与浙东学派中最璀璨的大儒王守仁“知行合一”的理念若合一契，追求共益，身体力行，以致良知。
与此同时，贯穿在浙商可持续理念之中的，是有效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由此带来的民众对于慈善行为乃至企业家群体的信任。如果没有慈善医院的收支公开捐款透明，就没有从地方巨贾到普通民众对医院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宁波报刊对新思想的大力宣传，就没有“义赈”信息的广泛传播；如果没有积极与世界接轨的外语课和自然科学课程，就没有后来纵横天下的邵逸夫、包玉刚，自然也不会有两位商界巨子在慈善事业的薪火相传。开放自由的信息带来信任，而只有信任才会带来更多影响未来的信息，如钱塘江水，源源不绝。
结束语：激励相容与商业向善和社会创新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利用“激励相容”的思想框架，我们试图梳理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中的典型模式，以帮助我们探索今天的企业如何实现商业向善与社会创新。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向善，指的是企业家借助商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并因此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指的是企业协同其他相关方（例如，政府，NGO）共同解决系统的，有挑战的，社会问题。
文章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