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鸿：让资本与公益和谐共舞
发布时间：2015年06月24日
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由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先生发起，经浙江省民政厅核准，于2012年5月11日登记成立，资助方向有公益行业支持、中华文化传承。
2015年3月30日左右，一篇关于敦和基金会2015年资助预算的文章在公益人的微信圈疯转，大家都有种天空马上就要下人民币的感觉。对此，刘洲鸿的回应很平和：我们希望向大家传递的是“捐赠不是慈善的全部”。
“2015年，我们确实有这个规模(1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大致的分配是：一半左右用于公益及公益行业支持，这其中也包括种子基金计划、公益优才计划等我们与伙伴合作的项目;1/4左右用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这是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力投入的领域;1/4左右作为机动资金，针对创新性和不可预测性满足社会未来与现实需要，比如某些极具前瞻性、发展性的项目，某些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1/10按照基金会的管理规范作为工作经费、运营管理支出”。刘洲鸿说。
从信息披露中看到，2013年，第一个完整走过的年份，敦和基金会资助项目31个，资助总额936.87万元。而2014年，其资助总额已达9447万。“敦和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做资助型基金会”，刘洲鸿说，“但我们希望成为的资助型基金会似乎没有特别相似的样板来学习，所以仍旧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们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领域不进行过度的限制，增进了解与学习。运用社会价值投资的策略，主动接触，从项目设计带来的社会收益出发，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做基金会的基金会。”
资本运营智慧背后是着眼全局发展的信念
创始团队的持续注资和不菲的资产管理收益，保证着敦和基金会资助总额的持续攀升，这家被业内称为“最会赚钱的基金会”，又是怎样看待这个提法呢?
“敦和基金会确实具备一定的金融市场、资产管理优势，但‘最会赚钱的基金会’我们实不敢当，也并非我们所求。公益伙伴募集社会捐赠，将其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再分配，但由于公益行业普遍的募款能力有限，金融能力不足，专业服务成本相对过高，加之制度管控，使这一过程中广泛存在着资本使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公益伙伴关注募款融资的同时，可以运用金融思维与方法，提升资本利用能力，取财有道，以财生财，不过分依赖募款，也不过分追逐金融回报，逐步形成健康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不过但凡是炒过股或做过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高收入就意味着高风险，而公益机构能够用来做投资的钱，也多是募集的善款，如果投资赚钱还好说，如果赔了，怎么对广大募款人交代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所以会有上述资本利用低效现状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整体运作系统与机制，需要专业的金融服务供应商，针对公益行业需求设计的产品组合，还需要成熟的第三方监管，社会舆论和公众认知的理性程度也是不可或缺的。敦和基金会在这一点上的做法是，为伙伴分担投资风险。今年敦和公司也发行了敦和慈善事业发展基金，希望尝试为公益行业提供此类支持。”
把资助的灵魂融入具体项目设计
2015年，敦和基金会究竟能给公益圈带来什么?刘洲鸿解释了敦和基金会在资助理念上的独特新颖之处。
公益优才计划：关注解决公益机构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入选公益优才计划的机构，敦和基金会提供10万的聘请专业人才的费用，连续支持2-3年，以此节约公益机构的运营成本，让他们能够引入专业人才，发展得更好。
种子基金计划：针对公益机构项目发展的资金紧缺的现象，敦和基金会以300万作为投资理财的不动本基金，8%的投资回报目标，每年为公益伙伴获取24万的投资收益作为机构运作的经费，解决公益机构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活水计划：社区组织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募款比例相对较高，来自公众和社区成员的非常有限。活水计划鼓励募款结构的多元化，降低对任何一类资金来源的依赖;希望社区组织能真正地扎根社区，更多的吸引公众参与。这个计划首先在浙江进行实践探索，根据公益机构筹款需求来匹配比例，比如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占5%-10%，基金会和企业的配比是10%-20%，来自普通民众的配比是20%-30%，通过这样的配比鼓励公益机构资金来源多样化，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社区组织的发展上来，对机构发展更加有利。
国学传承计划：现阶段主要有三个方向：文本解读、多元对话和实用传承，探寻中华优秀文化，根据当今的社会认知与语言特征进行有效的传播，使之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实用价值。
资助本身代表一种价值的认同，什么样的项目和机构能够得到敦和基金会的青睐呢?刘洲鸿解释道：“首先没有一个固定的评选标准，每个计划的评选标准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你说的很对，敦和基金会不做实操，是通过伙伴参与到实际的社会问题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有一定的相似程度。行动上，用理性积极的态度，配合感性的人文关怀，在设计中具备可持续和全局观，在执行中有的放矢，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的效果。而公信力、专业能力、透明度是基本前提。我们现阶段以对非营利的机构的资助为主，但也在探索与其他类型的伙伴合作，社会企业、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等等，可能采取的方式也会通过创新逐步丰富起来。上述提到的具体每一类计划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比如公益优才计划，针对成立时间不长、对于社会问题分析的比较清楚、有自己可行性很高的业务模型、专业能力也很优秀的公益机构;公益种子基金，主要针对很优秀的基金会，他们能做项目、也有经验、公众筹款能力强，但是很难筹来基金会的运营费等。”
政策期待、公益专业化、公益职业化
2008年汶川地震被视为中国的“公益元年”，民间慈善组织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2014年则被认为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现代科技也悄然改变着公益形态。
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开始积极参与第三部门实践、参与社会问题解决、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当然是好事情，因为第三部门都还很弱小，需求非常多，还没有说是资源过剩的情况，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和个人投身公益。资本、商业的参与能够带来的不只是资源，更重要的是经济与产业思维，规则与信誉的坚持，相对科学的决策、管理与质控过程，这些思路与经验是通过价值引导表现的，对公益的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另外，也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来做公益创业”。刘洲鸿说。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现在第三部门发声的能力还很弱，目前注册的公益机构有50多万，看似有很多人参与到其中，但是从事公益的人口占中国人口也就是0.2%，对比一般发达国家的8%-10%，可见差距还很大，而且与我们的社会需求比，还差得很远。
对于未来第三部门想更多地发声，刘洲鸿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可以有更多的公益机构进行政策倡导，比如呼吁政府开放登记注册、加大扶持的力度。“未来政策方面我期待开放注册，让更多有意愿从事公益的人都有注册公益机构的权力，不要把公益的门槛定的太高;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比如特别实际的税收问题;公募权对优质机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还有对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管，基金会需要有更独立的资产结构，以保证其公益属性。”刘洲鸿还表示，“如果公益信托得以发展，就可以满足不具备成立基金会资质的机构与个人，根据自身需求通过第三方公益信托平台成为公益资助的委托方，进而根据具体执行情况自主选择受益方或受托方，可以鼓励和保护公众的捐赠热情。”
其次，公益机构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慢慢培养一个公益人才生态。公益和所有专业领域一样，也需要职业化，通过市场的手段吸引优秀人才，选用育留，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再次，在中国大陆，捐款60%-70%来自于企业，民众捐款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捐款的60%-70%恰恰来自于民众。这有我们公益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捐赠信心、捐赠热情有待提升与保护的原因。因此改善公益环境，提升公众的公益信心，吸引公众参与，促进公众对公益职业的理解也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刘洲鸿最后表示，展望未来3到5年，整体还不太明朗，“判断的时间还是有点短，我自己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资金会越来越多，但人才培养会比较慢，而且不能单纯依赖资金投入。但不论如何敦和基金会将与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携手并肩，共谱未来。”
文章来源：一财网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由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先生发起，经浙江省民政厅核准，于2012年5月11日登记成立，资助方向有公益行业支持、中华文化传承。
2015年3月30日左右，一篇关于敦和基金会2015年资助预算的文章在公益人的微信圈疯转，大家都有种天空马上就要下人民币的感觉。对此，刘洲鸿的回应很平和：我们希望向大家传递的是“捐赠不是慈善的全部”。
“2015年，我们确实有这个规模(1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大致的分配是：一半左右用于公益及公益行业支持，这其中也包括种子基金计划、公益优才计划等我们与伙伴合作的项目;1/4左右用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这是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力投入的领域;1/4左右作为机动资金，针对创新性和不可预测性满足社会未来与现实需要，比如某些极具前瞻性、发展性的项目，某些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1/10按照基金会的管理规范作为工作经费、运营管理支出”。刘洲鸿说。
从信息披露中看到，2013年，第一个完整走过的年份，敦和基金会资助项目31个，资助总额936.87万元。而2014年，其资助总额已达9447万。“敦和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做资助型基金会”，刘洲鸿说，“但我们希望成为的资助型基金会似乎没有特别相似的样板来学习，所以仍旧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们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领域不进行过度的限制，增进了解与学习。运用社会价值投资的策略，主动接触，从项目设计带来的社会收益出发，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做基金会的基金会。”
资本运营智慧背后是着眼全局发展的信念
创始团队的持续注资和不菲的资产管理收益，保证着敦和基金会资助总额的持续攀升，这家被业内称为“最会赚钱的基金会”，又是怎样看待这个提法呢?
“敦和基金会确实具备一定的金融市场、资产管理优势，但‘最会赚钱的基金会’我们实不敢当，也并非我们所求。公益伙伴募集社会捐赠，将其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再分配，但由于公益行业普遍的募款能力有限，金融能力不足，专业服务成本相对过高，加之制度管控，使这一过程中广泛存在着资本使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公益伙伴关注募款融资的同时，可以运用金融思维与方法，提升资本利用能力，取财有道，以财生财，不过分依赖募款，也不过分追逐金融回报，逐步形成健康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不过但凡是炒过股或做过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高收入就意味着高风险，而公益机构能够用来做投资的钱，也多是募集的善款，如果投资赚钱还好说，如果赔了，怎么对广大募款人交代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所以会有上述资本利用低效现状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整体运作系统与机制，需要专业的金融服务供应商，针对公益行业需求设计的产品组合，还需要成熟的第三方监管，社会舆论和公众认知的理性程度也是不可或缺的。敦和基金会在这一点上的做法是，为伙伴分担投资风险。今年敦和公司也发行了敦和慈善事业发展基金，希望尝试为公益行业提供此类支持。”
把资助的灵魂融入具体项目设计
2015年，敦和基金会究竟能给公益圈带来什么?刘洲鸿解释了敦和基金会在资助理念上的独特新颖之处。
公益优才计划：关注解决公益机构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入选公益优才计划的机构，敦和基金会提供10万的聘请专业人才的费用，连续支持2-3年，以此节约公益机构的运营成本，让他们能够引入专业人才，发展得更好。
种子基金计划：针对公益机构项目发展的资金紧缺的现象，敦和基金会以300万作为投资理财的不动本基金，8%的投资回报目标，每年为公益伙伴获取24万的投资收益作为机构运作的经费，解决公益机构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活水计划：社区组织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募款比例相对较高，来自公众和社区成员的非常有限。活水计划鼓励募款结构的多元化，降低对任何一类资金来源的依赖;希望社区组织能真正地扎根社区，更多的吸引公众参与。这个计划首先在浙江进行实践探索，根据公益机构筹款需求来匹配比例，比如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占5%-10%，基金会和企业的配比是10%-20%，来自普通民众的配比是20%-30%，通过这样的配比鼓励公益机构资金来源多样化，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社区组织的发展上来，对机构发展更加有利。
国学传承计划：现阶段主要有三个方向：文本解读、多元对话和实用传承，探寻中华优秀文化，根据当今的社会认知与语言特征进行有效的传播，使之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实用价值。
资助本身代表一种价值的认同，什么样的项目和机构能够得到敦和基金会的青睐呢?刘洲鸿解释道：“首先没有一个固定的评选标准，每个计划的评选标准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你说的很对，敦和基金会不做实操，是通过伙伴参与到实际的社会问题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有一定的相似程度。行动上，用理性积极的态度，配合感性的人文关怀，在设计中具备可持续和全局观，在执行中有的放矢，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的效果。而公信力、专业能力、透明度是基本前提。我们现阶段以对非营利的机构的资助为主，但也在探索与其他类型的伙伴合作，社会企业、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等等，可能采取的方式也会通过创新逐步丰富起来。上述提到的具体每一类计划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比如公益优才计划，针对成立时间不长、对于社会问题分析的比较清楚、有自己可行性很高的业务模型、专业能力也很优秀的公益机构;公益种子基金，主要针对很优秀的基金会，他们能做项目、也有经验、公众筹款能力强，但是很难筹来基金会的运营费等。”
政策期待、公益专业化、公益职业化
2008年汶川地震被视为中国的“公益元年”，民间慈善组织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2014年则被认为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现代科技也悄然改变着公益形态。
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开始积极参与第三部门实践、参与社会问题解决、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当然是好事情，因为第三部门都还很弱小，需求非常多，还没有说是资源过剩的情况，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和个人投身公益。资本、商业的参与能够带来的不只是资源，更重要的是经济与产业思维，规则与信誉的坚持，相对科学的决策、管理与质控过程，这些思路与经验是通过价值引导表现的，对公益的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另外，也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来做公益创业”。刘洲鸿说。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现在第三部门发声的能力还很弱，目前注册的公益机构有50多万，看似有很多人参与到其中，但是从事公益的人口占中国人口也就是0.2%，对比一般发达国家的8%-10%，可见差距还很大，而且与我们的社会需求比，还差得很远。
对于未来第三部门想更多地发声，刘洲鸿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可以有更多的公益机构进行政策倡导，比如呼吁政府开放登记注册、加大扶持的力度。“未来政策方面我期待开放注册，让更多有意愿从事公益的人都有注册公益机构的权力，不要把公益的门槛定的太高;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比如特别实际的税收问题;公募权对优质机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还有对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管，基金会需要有更独立的资产结构，以保证其公益属性。”刘洲鸿还表示，“如果公益信托得以发展，就可以满足不具备成立基金会资质的机构与个人，根据自身需求通过第三方公益信托平台成为公益资助的委托方，进而根据具体执行情况自主选择受益方或受托方，可以鼓励和保护公众的捐赠热情。”
其次，公益机构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慢慢培养一个公益人才生态。公益和所有专业领域一样，也需要职业化，通过市场的手段吸引优秀人才，选用育留，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再次，在中国大陆，捐款60%-70%来自于企业，民众捐款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捐款的60%-70%恰恰来自于民众。这有我们公益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捐赠信心、捐赠热情有待提升与保护的原因。因此改善公益环境，提升公众的公益信心，吸引公众参与，促进公众对公益职业的理解也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刘洲鸿最后表示，展望未来3到5年，整体还不太明朗，“判断的时间还是有点短，我自己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资金会越来越多，但人才培养会比较慢，而且不能单纯依赖资金投入。但不论如何敦和基金会将与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携手并肩，共谱未来。”
文章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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