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45、46岁，到此时为止有一个电影公司，也是电影导演、编剧，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以《两只蝴蝶》作为这45、46年最高的一个成就来评价我，自然而然的也给了我这么一个定位，所以我就从这首歌曲来开始说一说......

这首歌其实是创作于1996年，当时我在北京签约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公司里写的，另外一首后来也比较流行的歌叫《窗外》，也同时创作于那一年。这首歌后来也可以称之为家喻户晓，就是在流行音乐的领域里面，我这儿也不用特别谦虚，它可以说是个巅峰性的标志，可能有一首歌能像《两只蝴蝶》一样流行，但很少有歌曲能比《两只蝴蝶》更加流行。所以我也觉得跟大家值得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做文创产业，也报了长江EMBA文创班，不管做电影产业也好，还是做一个文化类APP也好，或者起一个什么文艺性主题也好，话剧也好，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成功？是侥幸，还是有一部分自己努力，曾经把一首歌曲推红过一个极致流行的状态，我希望这个过程里发生过一些什么，我觉得可能值得大家注意的，把这些心得分享给大家。

《两只蝴蝶》，从商学院同学的眼光来刊，它从经济上应该是有很大效益的，但是作为我个人，只挣了5000块钱，相当于当时的一个稿费。

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有一天见了温家宝总理，我得给总理汇报一下这个事情，我看温家宝总理去朝鲜出访的时候，有朝鲜老百姓给他唱这首中文的《两只蝴蝶》。我要说《两只蝴蝶》您肯定知道，但是作者呢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版权，是不是对音乐产业的发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当时在2005、2006年的时候有个东西叫彩铃，光中国移动彩铃就下载了2亿多。两块钱一个彩铃，说明有一亿多人次下载这首歌，有很多盗版商，至少有六七个盗版商见了我热情的拥抱我：“牛老师，谢谢你，又让我们挣了几百万，我很是哑口无言。”当时的流行拼盘，就是拿几首歌过来，只要把《两只蝴蝶》放上去，这个就能卖个几万张，一张挣个一块钱两块钱，一做还是好多种，几十种，上百种，所以因为盗版的存在，音像销售的很大利润被攫取了。

此外的周边比如卡拉OK产业。《两只蝴蝶》也是那两年的点播冠军，同样因为版权问题，和它创造的价值相比我们并没有什么收益。

但是客观上讲这首歌曾经搅动了我觉得应该不低于20、30亿的一个潜在市场，所以在其他的有版权保护的领域，比如电影，当一个东西真正的流行，真正的做到很多人接受时，它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经济价值。

我起了一个标题叫艺术的技术性，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音乐创作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灵机一动或是凭一腔热情，一挥而就写下这么一首很流行的歌曲，这个几率非常之小。事实上呢，它是有很强的技术性在里面。在小学的时候我就不听思考怎样写一首歌，可以像《我的中国心》一样，人人传唱呢？你就要进行分析，“大数据分析”这个词可以说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我就发现一些歌曲流行的背后，有一些相同点，所以我在找图的时候，就找了这么一个木桶，有一个理论叫木桶理论。一首歌曲的成功，其实由很多板块决定，比如说是不是采用五声调式？是不是写入爱情题材还是励志题材？分析100首歌曲，我们可以初步得一些听众偏好的画像。再比如高潮句的流行，（流行歌曲中常见的最关键、最令人记住的流行金句），100首歌曲里面有80首是下行旋律，因为特别符合人出气的状态，通俗讲前面音要高，后面音要低。再比如作词方面，王国维先生曾讲咱们中国人作词是意境相生，也就是心里描写和景物描写相结合，那么这一点呢，在许多歌曲里也有鲜明的反映，还有就是人的情绪，快乐的歌曲流行性不如忧伤的歌曲，但在忧伤类的歌曲里，痛苦的歌曲流行性又不如淡淡的忧伤，“30%的忧伤度”。这些拆借开来，尤其我们用很数据的语言来说这些很有艺术性话语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不合逻辑，但它背后值得你去分析，它的关系事实就是这样的。

借用同行的例子，艺术中技术性可以大大加强文艺的商业成分：从《功夫》开始，星爷就已经明确了特效的使用。然后就是题材的寻找，从《长江七号》《西游降魔篇》再到《美人鱼》，假设周星弛的电影是三个板块构成——一个是故事方面，童话爱情找到了，第二个是特效，已有固定的团队制作，还有一块就是喜剧元素。特效将是整部电影获取成功不可缺失的部分。

第二点就是试错，在歌曲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一点不是所有的板块是我们人类的脑力能够计算所得到的，《两只蝴蝶》其实各个方面都非常好，但是有一块板特别的短，我当时认为这块板就能够把所有的水漏光，所以我认为这首歌可能不会大火，这块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名字——整个歌词里面没有《两只蝴蝶》这四个字，临出版之前老师还问我：“这个能不能改个名，咱们这歌曲流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类。《窗外》起码有一个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大家在街上一听到这首歌知道是哪首歌，你这个《两只蝴蝶》听完了，谁能想到这首歌叫《两只蝴蝶》呢？而看了这个歌名又怎么能对上歌呢？”传播的时候，效率和速度会降低，每一个受众向另外一个受众传递这件事情的时候，速度降低这么一厘米，这歌就火不了。

结果发行之后障碍可能变成加速度，因为很多人会在问这首歌为什么叫《两只蝴蝶》，别人给他解释，这是一只蝴蝶对另外一只蝴蝶在唱情歌，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更好奇去听这首歌。这在歌曲问世之前是无法通过构思获得的。

放眼行业，你可能要开发几个不同侧面的产品，其实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存在并允许试错，他们现在也是这么在做，而我在这一方面实在是很弱。微博来了，那必须得做，你不做万一这个火呢，微视来了也得做，虽然我们这个短视频都失败了，但是你能不做吗？你必须要做，必须得有一个少量的投入，在你这个领域各个板块上都进行尝试，因为他只要大的判断是正确的，反而细小的判断，往往难以把握。我认为在反复的交织、对市场的感知当中，不停试错和调整，就是再伟大的艺术家或者创作人或者企业领导者，也都得像星爷一样，在黑暗中摸索保险柜的密码，期待咔啪一声的到来。

第三个，不要掉进IP的陷井。IP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尤其现在特别流行这个字，因为从《两只蝴蝶》，我有个深切的体会，《两只蝴蝶》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被称为什么歌曲呢？网络歌曲，因为网络而流行的，所以后来有一些做音乐的人就在寻找做网络的特点——我要这首歌流行，找网络歌手来做，通过网络的渠道来推广，用网络语言来写这首歌。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歧途，《窗外》放到2005年的时候能不能流行呢？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流行的，那么历史就会重新评价，《窗外》成为一首网络歌曲。所以说网络歌曲是个伪概念，网络只是歌曲传播的渠道，做文艺产业，核心的一定是内容本身。

艺术总是先天地同时带有作者的一些主观和全人类的一些共性，在《两只蝴蝶》传唱后的两则小故事，后来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必须怀着敬畏的心情来诉说:

一个是《读者》上刊登了一对夫妻结婚，妻子已经得了癌症，男方不弃不离，而且在婚礼上给她唱了《两只蝴蝶》，过了一年以后，《读者》上又登出文章，说一只蝴蝶飞走了。还有一对夫妻，已经结婚多年了，丈夫得了癌症，离人世不久远了，妻子呢专程把他带到云南大理的蝴蝶泉边，拿着一个录音机，放这首《两只蝴蝶》，丈夫在妻子的怀中慢慢的闭上眼睛。发现她日记本上写的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丈夫一起唱《两只蝴蝶》。所以说呢，后来我再听别人批评《两只蝴蝶》臭大街之类的言论，都不予回应，因为我觉得懂它的人自然懂，他真的是因为某一些东西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而且这种力量超越了原作者的想象，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听众在生和死之间来聆听这首歌呢？

从此，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文创是做不了的。它是个精神性的产品，最后传达的还是这种物质。人一生真正的梦想可能只能有一个，就算我有一天很成功，建成了庞大的娱乐帝国，但我的幸福感可能始终不会大于《两只蝴蝶》。它的成功，与我少年时候想象的梦境是完全吻合——无论走过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道，别人都曾唱过这首歌。在某个小镇，夫妻两个也好，一家人也好，和一个小镇青年骑着自行车拐弯过来，他哼着《两只蝴蝶》，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从他们身边低着头擦肩而过。